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态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丽雅 整理

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从2007年开始席卷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场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振荡最广、破坏最重的国际金融“海啸”。虽然这场风暴高峰已过，但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处境及其发展如何?经历了金融海啸的社会主义中国又该如何继续前行?

围绕这些问题，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承办的“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暨全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2010 年年会近日在沪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从防守态势转向主动进攻

刘淑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运部主任、研究员):这场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共产党及时调整行动策略，从防守态势转向主动进攻，努力摆脱苏东剧变以来所处的被动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共产党加大了社会主义宣传的力度。有的共产党利用其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势和平台，在知识阶层中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如西班牙共产党组织了多场报告会和研讨会，邀请西班牙和拉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就“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下的工会运动”、“经济危机与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等主题进行研讨。有的共产党利用其议会党的合法身份，宣传共产党人关于摆脱危机的纲领，如俄共在国家杜马先后举行了“加强反危机的立法”和“俄联邦经济现代化的立法保障”等圆桌会议，宣传其将重要经济部门和银行国有化、根本改变现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反危机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俄罗斯复兴之路”的主张。此外，许多共产党积极利用网络、视频等现代媒体，参与社会上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话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各共产党加大了社会动员的力度，积极联合左翼力量，开展群众性抗议活动。在这方面，欧洲各共产党如希共、葡共、西共、法共、德共、俄共等联合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左翼运动，举行一系列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抗议行动，抗议本国政府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金融救援计划，要求政府支持实体经济，遏制失业。近几个月来，在欧盟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希共联合全国工人阵线举行了近10 次全国性抗议行动，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并赋予这些行动以明确的战略性目标，即推翻垄断组织，争取人民政权和经济，争取社会主义。希共5 月15日在雅典举行的抗议集会有10 万人参加，得到来自世界上58 个共产党、工人党及180 名工会代表的声援。这些行动密切了共产党与民众的联系，提升了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影响。

危机促使左翼力量迅速崛起

张泽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当然，也带来了许多新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其现象和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场金融危机有其显著特点，就是先从金融业引发，然后迅速波及到其他领域和部门，其根源在于投机资本的过度膨胀，许多不良贷款变成股票和投机商品，最终形成资本链的断裂。各部类、各领域的生产和经营危机也随之而生。第二，金融危机时期在深入揭发和批判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许多地区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在全球的销售量一路飙升。这也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国政党和人士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力量。第三，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处于混乱政局中的人们发现，固守二、三十年前苏东剧变时的态势遭到幻灭，高经济增长率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就业市场至今仍继续恶化，民众的生活水平更不可能保持稳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下，客观上必然有利于扩大各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势力的活动空间。第四，危机期间，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为处在“低潮”中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力量的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榜样形象。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尽弃极左的国际战略，利用和平、多元、多变的国际大环境中的各种机遇，创造一国和多国社会主义力量坚实发展的新局面，尽快走出社会主义仍处“低潮”的境况。第五，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拉美、欧洲等地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并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危机为左翼增生了新的力量，这对欧美等地处于困境中的共产党人也是一种可贵的机遇，是扩大社会主义队伍的良好时机。

缓解危机的美国多元文化模式

刘晨晔(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虽然美国几乎是几次经济危机的发源地，但每次危机过后，它都能保持经济社会繁荣，其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秩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第一，重新研究和理性认识个人主义。以往在我们观念中，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作了绝对化的理解，似乎集体主义绝对地好，没有任何瑕疵；个人主义绝对地坏，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实际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均属价值选择范畴，各自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陷。这既是西方社会长期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第二，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发展繁荣多元文化。我们坚决反对“爱资病”，但也不能容忍“恐资病”。保障公民权利，繁荣多元文化，落实宗教自由，这绝非资本主义的专利。第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养成公民的诚信道德品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转，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强制性的社会约束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全社会诚信道德氛围的形成，以及每个公民诚信道德观念的养成。这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国家金融危机，是对虚拟资本大发展时代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信用体制的一次新挑战，它再次提醒各国政府及相关经济、法律部门，面向虚拟资本时代须重新检视现行信用体系的盲点和漏洞。第四，美国以渗透式教育为主，把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爱国情感和行为变成人们自觉的情感和行为。美国在对国民自尊、自信和自豪感的教育方面比较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背后强大的综合国力。

反全球化成欧洲左翼重要活动内容

林德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有关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可以从制度、观念和政策体系等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左右翼力量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多表现为观念和政策体系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的争议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和对金融市场进行控制的强烈要求。金融危机虽然刺激了大国之间的协调，但它同时也刺激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现有的国际调控机制远不及主权国家调控机制的放大。更重要的是，主张加强经济控制的中左翼力量并没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性纲领。

在社会方面，劳动关系的有序化是战后欧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体现了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相对平衡，并使得这些国家的整体社会关系趋于稳定。这种相对平衡关系随着全球化时代资本权力的膨胀在渐渐失去。金融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关系形势更加严峻，各国政府的反应似乎除了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

在国际秩序方面，全球化冲击了传统的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秩序观。面对国家自主权力所受的冲击，上世纪90 年代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种全球治理的概念。但对此社会主义者存在很大的分歧。事实上，“加强全球合作”诉求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是实质上的加强全球霸权控制还是促进一种“更为公平的全球化”?迄今为止的这种国际协调更多是在全球经济的强者之间进行的，人们认为这种协调事实上强化了全球霸权控制而非促进了更为公平的全球化。尤其是对欧洲国家的一些左翼力量来说，所谓的全球化代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化和美国化，因而，反全球化成为一个时期欧洲左翼的重要活动内容。

重建意识形态是左翼复兴的选择

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理应是主张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左翼政党大显身手的时候。然而，作为主流左翼的社会党却毫无建树，绿党基本维持原状，唯一值得关注的是极左力量呈现崛起迹象。现实同理论预期之间的巨大反差，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当前欧洲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中的具体方位，是由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活动方式等多重要素决定的。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渐渐淡化，而具体政策主张、活动方式和选举议题等越来越成为其身份的主要标示。左翼之所以为“左”，更多的是表现为同新自由主义的张力、对市场缺陷的承认和规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从这一点看，它们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异己力量和推动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有益力量；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必然给左翼带来好运。从历史经验看，经济恶化的年代对左翼并不一定是什么天然的利好时期。无论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是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专制右派在危机中的获益都要远远多于左派。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所呈现出来的右翼回潮，某种程度上可谓历史的重演。这一态势也再次说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遭到民众的质疑，但是远没有走到尽头，更不会自动走向终结；现在左翼力量还提不出理想且现实的替代模式，它们普遍需要反思既有的目标定位、道路选择和活动方式；第三，不同性质的左翼政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选择。对于以维护下层选民或边缘群体的利益为旨归的极左政党而言，仅靠这些边缘者的支持很难从“边缘”走向“中心”；对于努力超越“左”和“右”，从“纲领型政党”走向“选举型政党”的社会党来说，普遍面临失去身份特征和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压力的尴尬；对于“既非左也非右”而以“绿色”来标示自己身份的绿党来说，它们的理念和政策主张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中左和极左的政党所吸纳；第四，极左政党和绿党很难取代社会党的位置。总体上看，极左政党和绿党都已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中，尤其是欧洲议会活动不可或缺也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当前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很难取代社会党的位置和影响，因为后者毕竟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而且拥有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政治组织资本和更大的社会适应性；第五，加强合作，重建意识形态是实现欧洲左翼复兴的现实选择。欧洲左翼的未来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形势、社会结构变迁、选举制度安排等外部环境，还将取决于左翼政党自身的战略、策略选择。在欧洲现有政党政治格局下，处于主流左翼的社会党应从新自由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明确阐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目的及其在21 世纪的愿景，团结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要接受极左政党的存在并其建立有效合作。否则，即使极左政党崛起，也难以扭转社会党衰落所带来的左翼政治整体颓势；即使未来危机继续深化，也难以期望左翼政治力量的整体复兴。

激进立场渐少，改良建议更多

孟鑫(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苏东剧变虽然使马克思主义暂时受挫，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盛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2007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信用及危机理论、消费主义等，成为左翼理论界研究的关键问题。关于如何克服金融危机及金融资本主义，左翼并不完全认同复活凯恩斯主义，而是提出了各种社会主义改革及解决方案。霍布斯鲍姆、哈贝马斯、詹姆逊、奈格里、萨米尔·阿明等均致力于分析批判金融危机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克服金融危机及金融资本主义，左翼理论界目前看法不一。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如今，要求破除新自由主义体系，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方案，依然是一些国家共产党所追求的实践方向。激进左翼理论界也展开了对解放政治的各种构想，但是，传统的激进立场已越来越少，更多地还是提出针对性的改良建议。如强调加强金融监管，改良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加强社会建设与公共经济建设；重建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理念及其生活方式等。

在严峻的金融危机面前，“左”“右”的底限呈现了出来:左翼强调的是公平，是底层民众的生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穷人的经济学；右翼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且总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它所强调的总归是特权。因此，在左翼与右翼思想之间作调和折中，终归还是无法回应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

西欧工人运动呈复苏态势

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2010 年初以来，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罢工抗议浪潮的迭起，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呈现复苏态势的西欧工人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与以往相比，危机下的西欧工人罢工斗争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

第一，运动的跨国性、跨行业性和国际性特征明显。当前的罢工浪潮席卷了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一国现象，而是明显的多国行为。这些罢工斗争有时同时发生，有时前后相继，虽非地区性联合斗争的结果，但在实践中彼此呼应、相互影响，对反劳动的资本和权力形成了很大冲击；第二，经济斗争唱主角，政治主题交织其中。但总的来看，这些政治主题无不与经济问题，尤其是与危机下新的经济形势联系密切，是经济现象在政治上的要求和反映；第三，运动的激烈程度与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相关。在西欧不同国家，工人抗议斗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经济运转越好，抗议行动越少；反之，经济状况越糟，反抗斗争就越激烈；第四，激进左翼力量的强弱，影响运动的激烈程度。激进左翼力量强大，抗议斗争就相对激烈，激进左翼力量软弱，抗议斗争就相对平淡；第五，各国工会仍然是运动的主导力量；第六，非暴力行动中孕育暴力行为的升级。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迅速推进，抗议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甚至造成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抗议斗争中的暴力行为大大增加。

就性质而言，当前以罢工抗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西欧工人运动，仍然是资本主义秩序范围内、具有合法性、争取捍卫劳动者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斗争。这种形式的斗争对制度的最终质变具有长远意义，而从目前情况看，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欧激进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为面临发展困境的西欧激进左翼带来了新的政治机会，另一方面，也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拓展了活动舞台。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10 年/9 月/2 日/第0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