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的适应性研究

王东 宋辰熙

［内容提要］越南统一后，由于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使得该国的国民经济一度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同时也冲击着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了扭转这一局势，越南于 1986 年在阮文灵的领导下开始了革新开放，在经历了整整 30 年的现代化建设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从政党适应性的角度看，越南共产党实行革新开放的深刻动因是“恰当回应”国内民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诉求。

［关键词］ 越南共产党 革新开放 政党适应性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溯源

( 一) 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要素

所谓政党适应性，是指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面对国内外政治环境挑战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缓解压力，实现转型，巩固自身地位。政党适应性关系到执政党生存、发展甚至兴亡。^[1]一般而言，政党在面对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会有三个选择: 要么忽略危机、要么改变危机环境、要么转身去适应。^[2]政党主动选择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政党转型，需要重点考虑三个因素: 党内精英互动、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国内外对于改革的呼声。^[3]

党内精英互动是指党内精英具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偏好，这种差异性深刻影响他们对于改革发展的预期，所以说，执政党经历重大改革和转型都是党内精英政治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保持均势的结果，即“在于决策时刻党内精英群体的互动”^[4]。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是说如果政党要适应变迁，就需要具备监控政治环境变化的能力。这种反馈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政党对于本国和他国发展水平的差距认知，倘若执政党想要缩小这种差距，就必然会启动改革以求适应。国内外对于改革的呼声可以理解为国家内部的团体与民众希望执政党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利益诉求以及国际社会希望该国进行改革的呼吁。这种利益诉求或者呼吁有时是善意的，因为并不会从实质上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而有些利益诉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政党地位的稳定性。当执政党认为“压抑”这些诉求或者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更容易造成其生存危险时，才有可能进行政党适应性调整。^[5]

( 二) 政党适应性的难题: 如何“恰当地回应社会”

在政党作出适应性调整、逐步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之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如何“恰当地回应社会”，并在执政党、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在一定时期造成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现象，如何恰当地调和、分配以及重组这些利益是政党适应性调整首先要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过度回应社会，不合时宜、过于盲目地满足社会多元利益团体的政治与经济诉求，可能会造成外部势力和多元利益团体诉求的无限制膨胀。这种情况极易造成社会的动荡，最终造成政党的执政危机。

二、越南启动革新开放的台前幕后

国内理论界一般将越南共产党面对不利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而实行革新开放政策看作是政党适应性调整。上文提到，政党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政党转型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即党内精英互动、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国内外对于改革的呼声。这是分析越共实行革新开放幕后动因的核心要素。

( 一) 党内精英互动

从党内精英互动层面看，越南之所以能够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顺利进行改革，与越共党内政治精英博弈的结果有很大关系。1981 年越南的改革之父阮文灵出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上任后因为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而被保守的领导人排挤。在 1982 年召开的越共五大上，阮文灵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但是，政治上遭受重挫的阮文灵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在 1985 年 6 月召开的越共五届中央全会上恢复 原职。阮文灵重 新被重用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在阮文灵治理胡志明市期间，当地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因此他才逐渐被党内多数人认可。而在越南经济建设遇到重重困难之时，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改革派”人物充当领导，带领国家走出难关。

第二，阮文灵本人善于搞“平衡主义”，党内声望较高。阮文灵与越共高层领导如黎笋、范文同、长征等人关系甚好，越共正需要这样一个能力突出且能够平衡党内各种声音的“折中”人物上台推动改革顺利进行。^[6]

第三，当时执掌越南的“三巨头”同时隐退，给阮文灵上台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越南统一后，越南南方派与北方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未停。当时掌握越南最高权力的三位领导人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分别支持不同的派系，使越南改革迟迟不能进行。而“三巨头”的同时决定隐退，为日后阮文灵的全面改革扫清了障碍。

( 二) 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

从监控环境的反馈机制这一点来看，越南由于长期照搬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以及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战后十年内本国经济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相反，这个人口有 6000 万的国家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人均收入不足 100 美元，是联合国公认的十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战后，越南领导层如范文同、长征等人也采取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但都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最后基本以失败告终。

1985 年，越南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在没有充分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情况下，贸然进行物价和货币改革，结果非但没有使越南经济摆脱濒临崩溃的局面，反而造成物价进一步上涨，人民生活愈发困难。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日益强大的邻国，越南进一步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巨大差距，决心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来弥补逐渐拉大的差距。

与此同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以“公开、透明”为目标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个方针就是缓和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缺少了苏联的帮助让越南在东南亚和中越边境的战事急转直下。“战争立国”的思想也让越南与周边国家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在入侵柬埔寨之后不久，多数东南亚国家就宣布与越南断交，同时联合国也给予越南武器禁运、物资禁运等制裁。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以及孤立无援的国际形势使得越南党政高层意识到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 三) 国内外对于改革的呼声

在阮文灵上台之前，越南国内已经广泛出现了要尽快实行全面改革的呼声。但受制于当时越南国内的权力核心依然由“三巨头”把持，使得越南的改革迟迟不能顺利推行。在当时的胡志明市，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不加掩饰地对外国记者说:“老家伙们 ( 三巨头 ) 应该下台，下 台越快越好。”^[7]

国际社会也希望越南实行全面的改革，走向正常的国家建设道路，进而结束在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在第 38 届联合国大会上，与会各国再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 49 个国家的提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要求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这是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五次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充分说明它的侵略扩张政策多么不得人心。^[8]

越共六大前的政治环境已然能够说明当时国内外对于越南实行改革的诉求态度是一致的。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得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次大会对苏联僵化制度的弊端和一些坚持走苏联路线的同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同时正式确立了“革新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次大会为越南历史开创了新的篇章，革新开放路线的确立标志着越南党和国家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越南共产党恰当地回应社会诉求

上文提到，政党在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应对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以后，还要考虑如何“恰当地回应社会”。应该说，在革新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通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与改革，使得越南暂时缓解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危机，走向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道路。但随着国家改革的逐步推进，群众强化自身政治经济权利的诉求意识开始出现，如对于政府开展反腐的诉求、呼吁社会公平的诉求、民主化改革的诉求等。这些逐渐浮出水面的诉求倘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酝酿出新一轮的社会危机。针对这些问题，越南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恰当地回应社会的诉求，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保证革新开放能够继续顺利进行。

( 一)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后，经济社会迈向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阶段。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也不断滋生蔓延，其腐败指数一度高居亚洲第三。制度和机制的滞后性以及相关立法的缺失，使得越南党政内部的贪腐分子有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在革新开放初期，这些干部正是利用手中的职权，钻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获其利。同时，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党性不强，个人私欲膨胀，在面对诱惑时失去了原则，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越南的国家利益，也使越共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冲击。

为了应对贪腐危机，自 1997 年开始，越南加大了针对腐败问题的法律体系建设。当年越南国会审议通过了新的《刑法》，加大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力度，规定了该罪名的惩罚上限是死刑。紧接着越南又相继颁布了《反贪污法》、《预防和反腐败法》、《干部、公务员法》。另外，为了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的顺利贯彻落实，越南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相应的监督体制，同时在全国各个地区成立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

此外，越南开始实行官员财产透明化的政策。2010 年越南监察署颁布政令，自同年 3 月 16 日起，中央以及地方机关和公立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军队和公安系统的副科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国有公司企业高管必须申报个人财产。这意味着越共中央总书记也要按法律要求申报个人财产。同时，越南大力开展反对贪腐的“整风运动”。从1999 年开始，越共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整顿党的运动”，对越南全国党员的个人财产以及家庭财产进行调查，截至 2001 年 2 月有多达七万人因为腐败问题被依法查处。^[9]越共中央一系列的反腐举措有效地打击了日益蔓延的腐败风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 二) 促进社会公平

一般而言，进入改革发展时期，社会利益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一系列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折射出越南在实现公平、公正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为了让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享受革新开放带来的成果，越南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重点向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倾斜。

在平衡收入方面，越南通过对高收入特别是合法巨额收入征收高额税收进行调节，对违法牟利收入则严厉查处，没收违法所得; 在减少两极差距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等手段来缓解、消除贫富差距; 此外，国家还加大扶贫力度，采取多种政策措施解决贫困群众温饱问题; 为进一步缩小区域和城乡差别，逐步加强对于中北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帮助当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生产条件。经过不懈努力，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7%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200 美元增加到 21 世纪初的 2000 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率日益下降。^[10]

( 三) 抵御“和平演变”

自 1992 年以来，越南许多非政府组织相继注册成立。据统计，截至 2006 年，在越南的非政府组织超过了 1．3 万个，其中中央一级的有 350 个，省一级的有 2500 个，基层的超过 1 万个。这些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和“民主诉求”。它们不满于本国的政治体制，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多党制”。与此同时，海外还有 140 多个越南人成立的政治组织从事反越南政府的活动。它们大多受到美国的支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越新党”、“越南自由联盟”等。这些组织在越南国内从事颠覆活动，对越南共产党的合法性以及执政地位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越南共产党意识到，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成功抵御“和平演变”威胁的核心是要始终坚定保持“四坚持、一反对”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反对多党制。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越南党和国家同美国等西方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多次挫败境内外组织颠覆越共的阴谋。

与此同时，越共也在稳步推进国内民主化进程。首先，改革国内的选举制度。如实行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国会议员的全民普选，颁布相关的选举法保障选举制度顺利执行。^[11]其次，加强国会的地位和作用。如引入质询制，赋予国会监督党的日常政治行为的权利; 加强国会监督政府的权力，对侵犯民众切身利益的议案国会有否决权。^[12]第三，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集体领导等。第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采取有效形式使人民群众能够切实参与党的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3]

总之，政党适应性是一切形式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所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通过对越南政党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党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回应社会”，缓解正在酝酿中的危机，在执政党、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关乎政党能否顺利度过适应性调整阶段的核心难题和重要考量。应该说，革新开放政策对于越南的政党、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得这个国家逐步走向良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越南的经验也给其他国家的政党在应对相似问题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注释:

[1]聂平平、武建强《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载于《新视野》2010 年第 4 期。

[2][3]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24 页，第 125 页。

[4] Bruce J． 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Taiwan : The Adaptation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 ClarendonPress，1997，pp． 15 － 17．

[5]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89 页。

[6][7]中青《话说阮文灵上台》，载于《国际展望》1987 年第 1 期。

[8]《第五次谴责》，载于 1983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

[9][13]许宝友《转型时期的越南执政党建设: 特点、挑战与应对》，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1 年第 6 期。

[10]王龙虎《近年来越南城乡居民收入情况》，载于《东南亚纵横》2005 年第 12 期。

[11][12]任云飞《越南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载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辰熙，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6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