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许徐琪

摘要：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有三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话语权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证明、去提升；其次，话语权追求合作共赢，不搞世界霸权，致力于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推介中国方案； 最后， 必须用中国声音唱响话语权，决不能做西方话语的附庸。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话语权； 关键性问题

近几年国内社会开始热衷于“话语体系” “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 等问题的研究， 媒体和学术界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和讨论。与此同时，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崛起” 等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在我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 在这些宣传和研究中不乏存在一些偏见、成见， 甚至是错误的观点， 对此， 有必要纠偏、纠错， 以便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的科学涵义。

一、话语权不仅是理论问题， 更是实践问题

“你无法让人们只因为社会主义听起来是美好的， 就放弃资本主义而赞同社会主义。”［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仅凭它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就天生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只有实践才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一） 话语权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 话语权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 “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 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 ［2］ “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 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辞藻多华丽、体系多庞大、逻辑多缜密、内容多繁杂， 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那就是空洞的理论， 迟早会被人民群众抛弃、被历史遗弃。所以，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并不是简单地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友人面前进行传播和宣讲， 更多地是提升我们这套理论①在世界舞台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即实践的能力。话语权反映的是其所蕴含的思想和真理的力量， 而思想和精神又是物质实践的直接产物。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 就在于它能回答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实际问题， 反之， 再好的理论也会走向它的反面。理论能运用于实践， 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样的理论就不是空洞的理论， 它具有实践性， 必定会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证明、去提升。

（二） 改革开放30 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的现实基础

“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 取决于硬实力的大小。” ［4］所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提升世界话语权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上，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对外贸易和出口位居世界第一， 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在政治上，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政治制度， 发展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三项基本政治制度； 在思想文化上， 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 在执政党建设方面，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严厉惩治腐败， 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净化， 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 在外交领域， 沉着应对国际挑战， 冷静处理国际纠纷， 打造“合作共赢” “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 的新理念，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这些伟大成就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 中国的问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都难、都复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 又经得起实践检验， 即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

（三）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 突出问题意识，做到有的放矢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 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5］因此，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容的设置和建构上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代主题的需要， 突出问题导向， 做到有的放矢。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严重、社会阶层矛盾加剧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时代应运而生， 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根植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 构建出一套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问题，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 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的问题，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则是针对当前“怎样全面深化改革” “怎样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怎样实现美丽中国” “怎样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等一系列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提出来的， 直面时代要求、直指事物本质、直击问题要害， 必将成为有效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党和国家未来发展问题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的“金钥匙” ［6］， 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实践操作性。

二、世界话语权不等于世界话语的霸权

话语权追求的是“合作共赢”， 这与话语霸权所追求的“单极世界” 恰恰相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当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不搞霸权、不推广模式， 恰如其分地发挥应有的作为， 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推介中国方案。

（一） 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是一种科学的价值观

不同制度之间的国家关系无非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我们党和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明确了要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1986 年11月9 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时谈到： “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 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 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7］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对外公开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的说法。“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不仅仅是一种政策、策略， 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 而且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8］

具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知道， 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种种分裂行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道路， 别国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只有本国人民才有资格对此作出选择， 他们作出的选择也最适合该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 并以此为裁判， 那就是荒谬的了” ［9］。那种把一国模式强加于另一国的表现， 披着“国际主义” 的面具， 其实质是怀着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野心。无论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老大哥”， 还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号称“世界警察” 的美国， 他们都犯有同样的错误， 那就是试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制输出给其他国家，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谦虚谨慎， 更要引以为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回答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并不代表它同样能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际情况， 如果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导其他国家的话， 那就是生搬硬套， 结果只能是水土不服。因此， 提升话语权决不能唯我独尊，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才是科学的价值观，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和地位， 恰如其分地发挥应有的影响和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发展了而且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点燃了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之光， 开拓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天地， 加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10］于是，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代表力、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在国内社会中的公信力， 即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很明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 促使过去积贫积弱的中国变得越发从容和自信。与此同时， 国外一些类似“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等声音不绝于耳， 且颇有市场。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国外对“中国崛起” 现象的评价，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科学地界定角色、合理地确定目标是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大国， 但是“大国” 并不等于强国。我们离强国还有很大一段距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定位充分说明了我国仍然需要韬光养晦。“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 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 自己力量也不够……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 还是要有所作为。” ［7］邓小平同志所指的“有所作为” 是指中国应当发挥且只能发挥的影响和作为， 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恰如其分”。我国已经是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这不需要避讳， 我们完全有自信来承认。畏头畏尾、谨小慎微， 只会让人看不起； 恣意妄为， 我们还没有那个实力， 也不应当这样做， 这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不是要把中国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强加于人， 而是“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11］。在这里， 提供中国方案不等同于推广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不是只有苏联一种模式， 也不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种模式， 社会主义本应该是多样化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该如何巩固政权，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该如何夺取政权， 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统一模式， 这需要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去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国家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著名学者王怀超同志所言：“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的一条中国现代化道路， 其他国家不能简单模仿。但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12］

（三） 坚持辩证思维、强调合作共赢， 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推介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逻辑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 这与西方文明的个体思维截然不同。西方人更多地强调个体的作用， 认为一个事物要么对， 要么错， 无中间性， 这也是西方国家无法容纳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与其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更看重事物的和谐与折中， 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 没有永恒的对与错， “中庸之道” 是中华民族典型的辩证思维的体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发挥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越性， 更多地强调合作、发展、共享、共赢等理念， 努力构造更多的类似“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 等理念和话语，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 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 的零和思维” ［13］， 打破近代以来西方思维、西方话语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局面， 这对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坚持各国共建‘和谐世界’ 的新理念，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14］面对当前全球治理供给侧不足的现状， 与西方的空间主义、个体本位、内外两分、外在导向不同的是，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时空融合、集体本位、内外一致、以内为本的价值取向， 坚持“做加法、不做减法” 的原则， 一方面积极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仍然存在的不公平、不民主等现象， 另一方面， 积极对全球治理作增量改革。中国无意挑战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 当前的南南合作、“一带一路”、金砖集团、G20 等都是对现有国际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 目的是为促进国际制度朝着更加公平、民主、有序、包容的方向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推介中国方案。中国的“走出去” 战略在非洲取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俗话说：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在与非洲的对外贸易合作中， 不附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 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方面， 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中国在非洲的巨额投资也为非洲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帮助非洲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正如2015 年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中的致辞所言， “中非友好历久弥坚、永葆活力，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真诚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非永远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就是通过探索共赢发展之路， 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话语表达和解读方式， 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三、切忌套用西方话语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重大创新，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奇故事需要向中国和世界讲述” ［16］，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能量话语影响全世界。能不能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直接影响着能否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如果套用西方话语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做西方话语的附庸， 结果只能是本末倒置。

（一） 勇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的崇拜心理， 提升理论自信

当前不少国内学者长期深受“洋教条” 理论的不良影响， 言必称西方。有人提出， 要想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话语权， 就应当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术语和逻辑体系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便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其实， 这样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社会主义带上邪路， 说白了， 就是要葬送社会主义， 是别有企图。“我们即使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 也往往是采用西方的概念、数据、话语和逻辑体系， 往往陷入人家的话语和逻辑圈套之中。可想而知， 我们在采用大量西方话语之后， 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了一种尴尬局面。” ［4］究其原因， 还在于“西方中心主义” 崇拜心理在作祟， 自身理论自信不足。一些学者在西方话语面前总是妄自菲薄， 甘当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应声者、接力棒， 夸大资本、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作用，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视而不见， 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 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往往大打折扣。这种“理论创新” 无疑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相背离的， 注定是经不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 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 ［17］， 坚决摒弃那种“西方中心主义” 的崇拜心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的挑战面前敢于发声， 特别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陷入理论质疑和实践困境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探索人类发展的可行道路， 以此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我们也可以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观念和标准……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 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 把许多被中国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荐给世界。” ［17］

（二）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在彰显民族特色中走向世界

西方的洋教条里没有中国的历史， 也没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积淀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中国智慧， 如果用以逻辑思维和个体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理论这张“皮” 来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里”， 那实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负责任， 失去内涵和精神的主义显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正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言：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中国今天的政党是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 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坦率地说， 中国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 绝对不是‘先进’ 和‘落后’、‘民主’ 和‘专制’、‘高人权’ 和‘低人权’ 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18］

“任何话语体系， 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也是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19］“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仁者爱人”“厚德载物”“和合精神” “崇德向善” 等话语在全世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评价，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要想提升理论的世界话语权， 理论内涵和理论表述就必须具有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充分吸纳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 力求理论阐述与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不忘本来， 才能开辟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本质内容、逻辑结构还是表现形式， 都应深植中华文化沃土， 体现民族特色。只有这样， 才能在“充分彰显民族特色中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19］。

（三）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建设， 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质量

只要话语质量提高了， 用西方话语阐述中国话语的现象自然就会消失， 因为它没有了理由， 也没有了市场。当前西方话语之所以有市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不能很好地在国际舞台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质量还有待提升。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道路还是制度， 已经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是就其理论本身仍然存在“对内不信、对外不行” 的尴尬局面。在国内社会存在表达不够、分析不清、说服不力的问题， 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阐述中国实践的能力欠弱， 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有限，在国际事务的博弈中力量不足， 甚至还存在一些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音和现象。一些国外学者只看到市场经济的作用， 却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用“公民社会” 的概念曲解“人民社会”， 用西方式的民主作为标准评判中国式民主，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新威权主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的精英主义等等。因此， 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 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质量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面对当前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尴尬局面， 智库人才要努力提升自身学术水平， 培养和形成在国际期刊和国际学术论坛中反驳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偏见或成见的能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以及成功应对金融危机都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绝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结果， 从而帮助那些有异见的学者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价值观，促使那些原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抱有成见的学者转而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友好人士。新形势下， 智库人才既要有对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能力， 通晓中国国情， 又要具备全球思维和国际视野， 熟悉国际形势， 有对世界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思考和议题设置的能力， 努力拿出有分量、有质量的智力成果，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最终实现建设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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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文章来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